对话埃米莉·格雷维特 成为“新世纪旅行者”

对话埃米莉·格雷维特 成为“新世纪旅行者” 埃米莉·格雷维特 英国童书作家、插画家。1972年出生。出版作品包括《獴哥的信》《小老鼠的恐惧的大书》《兔子的12个大麻烦》《再来一次》等。 《10只狗狗分香肠》 作者：（英）埃米莉·格雷维特 译者：吉祥 版本：麦克米伦世纪童书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24年5月 《大灰狼》内文图。　　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，有个亮眼的学历、寻找终生的事业、选择人生伴侣、走入婚姻、生儿育女……每一步都需要深思熟虑、前瞻后顾，尽量寻找到那个“人生最优解”。但对曾经是“新世纪旅行者”的英国绘本作家埃米莉·格雷维特来说，做重大的决定更像是纵身一跃，然后尽情体验，并从中学习如何“注重实际地创造”。　　埃米莉·格雷维特的人生随性，又收获的远比期待的多。她出生在艺术家家庭，高中毕业后拒绝进入大学，登上巴士开启吉卜赛式生活，成为“新世纪旅行者”。在四处漫游的巴士上，她结识人生伴侣，女儿降生后才重新回到房屋里生活。在养育女儿的过程中，她发现自己想要创作绘本，三十岁开始读大学，为课程作业创作绘本，从未期待出版，却获得了凯特·格林纳威奖。　　这样的人生只是基于运气和才华吗？在接受采访时，埃米莉总会大笑，比如在谈到她藏在作品中的小把戏、喜欢的《花生漫画》，还有她的生活与朋友，那种兴致勃勃的喜悦让在场的人都跟着雀跃起来。　　或许，这种放松与兴致勃勃，正来自于她从没想过要去寻找“人生的最优解”：“我觉得稍微叛逆、调皮一下是件好事，因为这就是你发现和犯错的方式。如果你真的从来没有犯过错误，你永远不会学到任何东西。”　　高中毕业，开始在巴士上生活　　新京报：在你的绘本中，叛逆和淘气是一以贯之的主题。青少年时期的你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？　　埃米莉·格雷维特：当我高中毕业时，我离开了家，到巴士上生活，这个选择是对父母的反抗——他们想让我去布莱顿读艺术。　　那时候我并不知道“我想要什么”，我只知道“我不想要什么”，我不喜欢我爸爸让我去学的那种纯艺术，也不喜欢美术馆里的氛围，好像那里的人很聪明，了解更多，我有些排斥这种感觉。我喜欢画画，但当时所见的艺术性的画画教育并不吸引我。　　新京报：你从小就喜欢画画吗？那时会用图画来讲故事吗？　　埃米莉·格雷维特：我爸爸是版画艺术家，妈妈是艺术老师，所以我身边总是围绕着画画的工具，像颜料、画笔和纸。他们认为画画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从我三岁起，他们就会带我出门，找个地方坐下，对我说：“画画那栋楼，画画那个人。”所以我从很小就开始画画，也爱画画。　　从小我就会用图画讲故事，但是真正有意识地去做这件事，是在我24岁时，女儿出生后。当有了孩子之后，我开始给她读图画书，并且想——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！　　在我小时候，我爸爸和绘本作者雷蒙·布里格斯一起工作，布里格斯创作了《方格菌》，关于绿色坏脾气的污魔怪，还有《圣诞老爸》，这些都是我的最爱。当然，还有被改编成动画片的《雪人》。布里格斯在布莱顿大学当老师，我爸爸在版画系当技术人员，所以他们是同事。布里格斯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，坏脾气，不喜欢小孩（笑）。约翰·弗农勋爵（John Vernon Lord）也和我爸爸一起工作，他的绘本《超级果酱三明治》（The Giant Jam Sandwich）同样是我的最爱。他还活着，他特别亲切，是个很可爱的人。我并没有和这些创作者有太多接触，但是他们的书来到了我的生活中。　　新京报：你还记得高中毕业后离开家，成为“新世纪旅行者”（New Age Traveller，英国组织车队旅行、野营的人，以抵制现代社会）那一天的心情吗？你父母对此作何反应？　　埃米莉·格雷维特：那一天我特别开心，因为我自由了！没有父母告诉我他们想让我做这或做那，一个大大的世界在眼前等着我去探索。而我的父母在开始的时候很沮丧，他们当时已经分开了，并没有住在一起。我的妈妈很失望，我的爸爸更理解我一些。而后来，当我十八岁时，把我现在的丈夫尼克带回家的时候，我妈妈的态度彻底改变了，她特别开心，还来和我们一起住在巴士上。　　新京报：在巴士上，你过着怎样的生活？还会一直画画吗？　　埃米莉·格雷维特：当时在英国，有几千人过着在巴士上的生活。人们一群一群地生活，聚集在一起，而当夏天来临，所有在巴士上生活的人来到一起，开启盛大的节日。这样的生活方式很有意思，但也很艰辛，没有水和电，也不被允许在某处长期停留，所以要一直迁徙。我们睡在车内的地板上，在农场做临时工，摘草莓和苹果。到了寒冷的冬天，日子会更难熬。　　当我遇到我后来的伴侣尼克后，我们一起攒钱，买了自己的宿营拖车，后来，我们买了一辆自己的二手巴士。攒钱并不容易，那段时间我们吃得很少，由此可见英国吃的很贵，而巴士很便宜，哈哈。尼克原本就会开车，而我学了四年才学会。　　在巴士上生活的时候，我仍然会画速写，画在做各种各样事情的伙伴们、画别的巴士，看见什么画什么。一切都围绕着生活，自由地生活，画画，和其他非常有创造力的人们建立连结。　　女儿出生后，找到了创作方向　　新京报：是什么让你结束了“新世纪旅行者”式的生活？你又是如何开始绘本创作的？　　埃米莉·格雷维特：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，我女儿快满十个月，我和尼克结束了巴士上的生活，买了一个小房子。我女儿总会哭，但当我读书给她听，她就不哭了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书页，就像个小书虫。而在给她读绘本的过程中，我发现，这就是我想画的东西！我可以画画并讲故事，这就是我感兴趣的艺术形式。所以在我三十岁那年，我决定重返校园。　　新京报：很多人对于自己要从二十出头变成三十岁感到焦虑，你反而是在陪伴女儿的过程中，开启了想从事的事业，是这样的吗？　　埃米莉·格雷维特：是的，不过在三十岁的时候，我只是开始进入大学、学习绘画，哈哈。我觉得三十岁是个很好的年纪——三十岁的人还很年轻，但已经建造了一大部分自己的生活。　　多么有趣，兜兜转转，我回到了儿时生活的布莱顿，去到父母期待的布莱顿大学学习绘画。我爸爸对此非常自豪，我妈妈有点担心，她怕我让她带孩子，哈哈，那时她也刚刚五十岁，还很年轻，有她自己的生活。不过她的担心是多余的，那时我女儿已经开始上学了。　　新京报：你的第一本书《大灰狼》出版后就获得了凯特·格林纳威奖，可以讲讲你是怎样创作它的吗？　　埃米莉·格雷维特：在我创作《大灰狼》的时候，别说得奖，我连出版都没有期待过。这本书是我在布莱顿大学读书时的课程作业，老师说可以随便创作，我想讲一个关于狼的故事，但我想不出故事，所以决定列出一些关于狼的事实，并猜想谁会在阅读这些事实呢？一只兔子！这就是这本书的创作灵感。　　绘本对我来说是一种体裁，本身有其限制：页数是基本固定的，会以纸质书的形式呈现……但在这样的限制之内，我显然可以做许多不同的尝试，这令我很兴奋——我可以不完全依赖语言去讲述一个故事。　　《大灰狼》这本书的故事和大部分绘本不一样，有些悬疑和小小的惊悚，因为我最开始就没想着要出版，完成了之后参加比赛（2004年的麦克米伦出版社插画奖）得奖了，进而出版，并在2005年得到了凯特·格林纳威奖。　　新京报：在这本书中，你创作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，很有悬疑感。你是怎么创作出这样的结尾的呢？　　埃米莉·格雷维特：在这本书中，我画了两个结局，一个是狼没有吃掉兔子，它们一起吃着胡萝卜。在这个结局中，我把被撕碎的狼和兔子的纸拼贴在一起来呈现，画风更童趣、稚拙一些。第二个结局是，兔子的门垫上堆满了没有被拆开的信件和传单，还有图书馆催他还书的通知，这或许暗示着它真的被狼吃了。　　最开始，当《大灰狼》只是我的大学课程作业的时候，这个故事停留在兔子读的关于狼的书合上了，书上有些抓痕。我预想的是兔子逃掉了，这是一个好的结局。但当我拿给七岁的女儿看，她笑了，并认为狼吃掉了兔子！　　当这本书要出版的时候，我陷入了恐慌——我似乎不应该创作一个非大团圆式的结局，这个故事不能这么结束。所以我创作了第一个结局。很多小孩子看过真心相信第一个更开心的结局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当他们长大一些，会发现那个开心的结局或许不那么牢靠。　　新京报：会有这样的恐慌，是因为收到了编辑的修改意见吗？　　埃米莉·格雷维特：并不是因为我的编辑，是我自己想这样调整。《大灰狼》的编辑也是我最新作品《10只狗狗分香肠》的编辑，我所有的书都是和她合作的，她和我完全是不同性格的人，我们一起合作了二十年。或许可以说我是个忠诚的人——我和我丈夫尼克在一起三十三年了，哈哈。　　采写/新京报记者 王铭博